如果说，台州词调和大石车灯以及黄沙狮子是临海的土著文化，那么，上畔花鼓就该是外来文化在临海的变种，或者说，是外来文化到临海后，吸纳、融汇了当地的人文传统和应顺当地的民风民俗，成为新的文化品种。 据传，上畔花鼓源于安徽的凤阳花鼓。凤阳是朱元璋家乡。明清两代，连年灾害，“三年恶水三年旱，三年蝗虫灾不断”，灾民们外出卖唱乞讨。流传最广的唱词是“说凤阳，道凤阳，凤阳本是个好地方；自从出了个朱皇帝，十年倒有九年荒。大户人家卖骡马，小户人家卖儿郎，奴家没有儿郎卖，身背花鼓走四方。”听者无不动容，它道出了当年农民，特别是农家妇女的艰辛而被世世代代传唱。凤阳花鼓无论当年还是如今，演唱者为二人，一击鼓，一敲锣，边走边唱。

　　曲调有“小五更”、“十杯酒”等，曲目多为爱情故事或应时小调，没有长篇的传统节目。 凤阳花鼓通过卖唱乞讨者传入临海沿海一带。演花鼓婆的头戴凤冠，身穿大红襟衣，大脚口绿裤，脚穿平底园口鞋，左手持长方形小园鼓，按在花鼓腰上的长绳斜背在腰上，右手持双鼓箭击鼓；花鼓公头戴红缨帽，左手提碟形小锣，右手执小锣笺打击，边唱边舞。除了上述穿著打扮外，其道具及动作与原凤阳花鼓表演无异。

　　为了满足当地群众的欣赏习惯和口味要求，艺人们以江南民间小调为基础，结合当地社会生活，创作了“寄生草”、“姑娘看花灯”、“小妹送情郎”、“把门开”、“喜临门”、“和尚采花”、“大庆寿”、“相思深”等曲调，唱词因需要随时编写，以表达男女情爱，喜庆吉祥、赞颂如意、风趣幽默为多。早年花鼓无丝弦伴奏，后来在艺人的提炼加工及民间习俗的熏陶下，逐渐配上鼓板、二胡、笛子、三弦、木鱼、碰钟等乐器，并从一般演唱发展成为边歌边舞的民间歌舞活动。

　新中国成立后，上畔花鼓进一步从单薄内容到有人物形象，从双人舞到多人舞转变；从表演动作上，花鼓婆流水式的小碎步显然受到戏曲（越剧小旦角）的启发、前蹲跳步和下蹲跳步也吸收了武戏中的某些成分、更富喜剧性动作是以锣笺击肩、耸肩、翻腕、缩肩、抢腰、坐腿等组合，生动地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爱情，具有浓厚的风趣性、幽默感。

　　表现细腻、活脱，既有女子之柔性，又有男子之阳刚，既继承了传统的风格，又创造了自己独特的鲜明的艺术个性；在音乐上，节奏明快，加上通俗易懂的唱词、领唱和帮唱的结合处理方法，无疑大大地增强了舞蹈的色彩和表现力。 解放前，每逢请老爷、节日、庙会时，花鼓队随巡游队伍边游边演。表演场地不限，大街小巷屋檐下，晒谷场上均可进行。群众围观欢笑，村民盛情接待。风俗如此，年复一年，代代相传。有时也会出现有钱人相互抢夺花鼓艺人，为本族祭祖服务。解放后，以花鼓形式，配合各时期的政治运动演出，受到党和政府的赞扬。

　　1956年，上畔花鼓在县会演中获一等奖。1957年，在杭州人民大会堂演出，获演出集体奖，深得专家和观众好评。演员王吕员荣获优秀演员奖。1959年，参加省文艺汇演，并创作“舞龙调”新曲，再次名扬杭城。近年来，多次应邀参加临海市和台州市民间文艺演出活动，受到领导和群众的称赞。 此外，同是临海沿海一带的杜桥镇（如杜西村、杜东村、良种村），也有花鼓队活动，内容和表现程式、动作、音乐、响器配置及活动时间都与上畔花鼓并无二致。那么，谁为先，谁为源？其实，凤阳花鼓流入我市沿海一带，应该是同一时间。流入上畔的就是后来的上畔花鼓，流入杜桥的，后来就叫杜桥花鼓（或叫杜西花鼓）。加上杜桥与上畔相毗邻，所以，杜桥花鼓与上畔花鼓是同源同流的姐妹艺术。